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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更多的韩国人也在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的巨大商机。“在第一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中日双方签署了52项协议，中韩之间也应该借鉴。”仁川大学中文中国学系助教授李贤泰的这个建议，也反映出了韩国在“一带一路”合作中落后于日本的担心。他呼吁，中韩需要尽快建立合作可以在效仿中日合作模式的同时，探索更加适合中韩两国的方法。他还透露，自己很关心韩国该如何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并为此做出了许多研究，希望可以寻找到更多互利共赢的途径，加大两国间的经贸往来。

“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1950年7月中央军委为适应现代战争需要，同时也为了满足抗美援朝前线的急需，决定新建改建一批正规军事院校，训练高级干部的综合性陆军大学位列首位。刘伯承获悉此消息后，心中便萌生了创办军事院校的想法。就在这之前，有人向他透露，党中央准备调他进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职。面对一边是高官显位，一边是白手起家，刘伯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在给党中央的信中写到：“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这是伯克希尔·哈撒韦通过收购其他公司获得大部分收入的过程中首批重大收购之一。在此之前，伯克希尔·哈撒韦主要通过投资股票赚钱。通过德克斯特鞋业公司，巴菲特选择了可能是最糟糕的公司来推动这个转变。几年之内，价格相对较高的德克斯特鞋业被大量廉价的进口鞋挤出了市场。这家公司的收入在短短几年内几乎为零。

至于他的副手：巴菲特在2016年雇佣了托德·库姆斯（Todd Combs）和泰德·威施勒（Ted Weschler），允许他们在没有事先咨询他的情况下进行投资。虽然巴菲特本人可能对在苹果这样的公司投资感到不自在，但他承认，其其他人可能对这种投资的未来潜力有着更强烈的信念。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高培勇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来临，与整个改革开放事业如影随形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步入了不惑之年。迄今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实践总体上是成功的，但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比，只能算是阶段性的，如可归入直接税改革系列的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裹足不前”。

巴菲特提倡以适中的利率借钱，因为他认为这既“结构合理”，又“对股东有重大好处”。实际上，这通常意味着当经济形势紧张，负债昂贵时。巴菲特写道：“我们借钱．．．．．．因为我们认为，在比贷款期限短得多的时间里，我们将有很多机会好好利用这笔钱。最有吸引力的机会可能出现在信贷极其昂贵，甚至无法获得的时候。在这种时候，我们希望拥有充足的财力。”